1970年8月25日的午后四时左右，张国华（四川省委书记兼第一把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西南地区负责人）自毛主席会议归来，他即刻在小组会议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于午后两点召集中央常委及各小组负责人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并作出了一项重要决议：即刻中止对林副主席讲话的讨论与学习，此举即意味着批判活动的终止。会议现场气氛已越发紧张，甚至出现要求将持有不同观点的同志们从中央调往基层的呼声，认为他们不宜继续在中央任职。面对如此紧张的氛围，毛主席果断作出决策，决定暂停会议两天，以期为会议降温，进行必要的调整。同时，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议题也被正式搁置，毛主席明确表态自己将不担任此职，林彪同志亦将放弃这一职位。对于“天才”这一议题，也被严格禁止继续讨论。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将对会议的现状进行梳理，待情况更加明朗后，再行召开新的会议。
庐山别墅（手机摄）
晚餐之后，我急忙赶赴林彪的住处，希望探听一二。叶群对我说：“林彪同志已赴毛主席那里参会，预计将持续数日，无需过分担忧，事情并不严重。你们初次来到庐山，不妨外出走走，借此放松心情。”她的这番话，究竟是在宽慰我，还是她本人真的并不在意，我无从得知，但她表现出的态度，确实是镇定自若。
不久后，林彪重返岗位。他一落座便对我言道：“毛主席显得不悦，对陈伯达进行了批评，指责他在华北组中公然挑衅，试图掀起追责的风波。同时，他也表示国家主席的身份及‘天才论’议题皆不宜再提。事情并无大碍，大家不必过于紧张。”
林彪向我陈述此事时，言辞虽简练，但我的心中仍不禁泛起了一阵不安。
夜幕降临，周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悉心聆听了各组的详细汇报。在此次会议中，周总理重申了毛主席的指示：“暂停会议两天，让同志们有机会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遵照毛主席的教诲，8月26日与27日，“全会”临时休会两日。在这段空闲的时光里，毛主席全天候召集常委会成员以及各小组的负责人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鉴于我们对具体情况了解不多，且不宜擅自打听，我们不得不向叶群提出询问。然而，叶群却反复向我们说道：“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不如你们在闲暇之余外出游玩，放松一下心情吧。”
怎奈我们心底的欢愉并非轻易可得。不久，叶群主动发起邀请，我们结伴行至山野间漫步。途中偶遇陈伯达，大家心情均显沉重，未多交谈，只是彼此间草草寒暄数语。
8月26日的拂晓时分，陈伯达突然拨来电话，紧急邀请我即刻与李作鹏、邱会作一同前往他的居所。抵达目的地后，我们注意到他的情绪显得颇为低落，面容也不似往日那般愉悦。
陈伯达严肃地对我们说：“这次邀请你们，是毛主席亲自同意的。从今往后，你们不要再来找我，也不要相互之间进行电话联系或写信。”我们感到非常惊讶，不禁问道：“情况真的如此严重吗？”陈伯达回答：“毛主席指出我们存在一个所谓的‘军事俱乐部’，并要求我到康生、江青那里去检讨错误。然而，他们在那里对我进行了长达一晚的指责。他们指责我是叛徒，背叛了‘中央文革’，背叛了江青、康生和张春桥。说我投靠了‘军委办事组’，将林副主席视为我陈伯达的附庸，并与军队勾结，企图加害于他们。他们对我进行了各种侮辱和谴责。”
陈续言回忆道：“毛主席曾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指出，我过于自负，误以为自己对理论了如指掌，竟然宣扬‘天才论’，这在华北小组中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毛主席指责我误导了大家，并下令销毁我所写的所有语录。此外，毛主席还特别提到了汪东兴、陈毅、邝任农等同志。”空军副司令兼民航局长“务必给予高度重视，诸位。”陈伯达的话语，使得我们对问题的严重性有了更为深刻的领悟。
自从从陈伯达处归来，我们立刻前往林彪的居所，将陈伯达转述的内容向他汇报。林彪回应说：“毛主席对陈伯达提出了批评。”但他并未对此作进一步的阐释。
8月26日的午后，周总理亲自拨通了电话，告知我和李作鹏将军、邱会作同志，他和康生同志希望与我们进行一场交谈。当我们到达周总理的住处时，康生同志已先行一步，而汪东兴同志也在现场等候。这次会面的核心议题，是对我们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进行详尽的审核。
康生一开场便语气严厉地声明：“汪东兴在华北组点燃了导火索，陈伯达紧接着起身进行抨击，而这个反革命分子陈毅竟然鼓动众人道：‘站起来，进行斗争！’”他随后总结道：“吴法宪散布谣言，汪东兴点燃火种，陈伯达煽风点火，陈毅公然站出来挑战。”
我询问道：“康生同志，您这么迅速地下结论，似乎略显仓促吧？”
周总理对会议的进展仅作简要询问，未发表任何见解。
自告别周总理之后，我们一同享用晚餐。餐后，我陪同李作鹏、邱会作两位一同前往林彪的寓所，旨在向他汇报下午周总理和康生与我们进行的谈话内容。
林彪刚刚从毛主席那里结束了会议的交流。他向我们传达了重要信息：“首先，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议题，请大家不要再提起。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明确指出，我国将仅设立人大常委会主任一职，不再设立国家主席。他进一步强调，‘我本人并无意担任国家主席，也恳请林彪同志不要抱有这种想法’。”
午后的时光，周总理与康生莅临，与我们商讨相关事宜。我们亦将此事及时通报了林彪同志，并透露：“此次会议特别邀请了汪东兴同志共同参与。”
林彪未曾言语，只是凝神倾听，最后淡然回应：“任他们言辞纷飞，终需事实为证。”
庐山美景（手机摄）
8月27日的清晨，林立果突然造访，他将一本《九大》的党章交到我手中，并言明这是林彪特意指派他转赠予我的，并敦促我仔细研读。追溯至“九大”期间通过的党章，其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前的三个“副词”已经不复存在。我翻阅党章后，证实了这一变化。
在那一日的清晨时分，周总理和康生同志仍旧与我们展开了深入的交谈。我们再次度过了一场历时三个小时的详尽对话。
康生伊始便责令我们详述“军事俱乐部”的来龙去脉，他严肃地说：“务必阐述清楚，这个‘军事俱乐部’是如何形成的？你们长期暗中勾结，且涉及陈毅这样的反革命分子……”
我说：“康老大人，您作为中央常委，而陈毅同志只是中央委员，为何会有他成为‘反革命分子’的说法？您的言辞显得有些草率。关于他是否与我们有勾结，康老，您有确凿的证明吗？至于他在华北组的发言内容，我又如何知晓？他何时被称作我们所谓的‘军事俱乐部’成员？此外，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是公开且透明的，‘军事俱乐部’的说法又从何而来？”在陈述这些时，我的语气中带着些许激动。
周总理纠正：“康老误了。”
邱会作提及往事：“犹记得在西北组的研讨会上，康老不仅对我的见解表示认同，更是给予了高度评价，夸赞我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深厚。这段话，您难道没有印象了吗？”
康生听罢，脸颊微红，匆忙反驳道：“我并不认同你所述的一切。”
周总理敏捷地回应道：“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查明真相，请大家保持镇定，此刻不宜对是非曲直作出评判。”
“作为军委办事组的副组长，你肩负的责任尤为艰巨。”（黄永胜）缺席之际，不料贵组遭遇变故，理应由你主动承担相应责任。不妨着手撰写一份检讨书，详尽阐述问题所在。他进一步阐述道：“此次行动的初衷，旨在为‘副统帅’分担忧虑。你应当明白，这场风波的起因在于‘副统帅’的讲话。我们必须竭力维护‘副帅’的安全，否则，矛头恐怕又会指向‘副帅’。”
“我已下定决心撰写这篇检讨书。但面对具体落笔的细节，我感到颇为踌躇。我正在考虑，是否在检讨中提及林副主席的讲话系由我提议讨论，这种做法或许会影响到大会的主题。”
周恩来闻言，答道：“甚是恰当！若非如此安排，似乎是我主动发起会议，仿佛是我提出要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实则此事乃是你首先提出，与会众人亦纷纷表示了认同。”
我答道：“我将回家仔细思考，并尽快写出一篇反思报告，请您提前过目。”周总理追问：“你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语录’？”我如实回答：“是陈伯达帮我收集了一些‘语录’，我据此打印了若干份，分别赠予了李作鹏和邱会作各一份。”
“总理请安心，我定将严格遵循您的指导方针。”
经过短暂的沉思，我深知此事必须征得林彪的指示。晚餐过后，我即刻动身，前往林彪的居所。
林彪曾私下向我透露：“昨晚，康生提出，周总理应我之邀莅临，旨在向各位汇报情况。康生指出，本次庐山会议的三位主要责任人是陈伯达、吴法宪和汪东兴。他声称，吴法宪散布谣言，汪东兴煽风点火，而陈伯达则是推波助澜，唯有陈毅挺身而出。我回应道，对吴法宪我十分熟悉，自一军团至四野，他追随我已有数十年，从未听闻他散播过谣言。此外，陈毅与吴法宪、汪东兴之间亦无任何瓜葛。周总理听后，解释道，陈毅是随陈伯达一同前来的，并在发言中表现出对陈伯达意见的支持。我对此事一无所知。随后，周总理察觉到气氛变得紧张，便对康生说，我们走吧，副主席正需要休息。于是，他们才相继离去。”
“即便你愿意撰写检讨，那也无妨，即便如此，我的检讨也不必让你过目，只需以你的名义提交即可。”我明显察觉到，林彪对于我撰写检讨一事的态度颇为不悦。
庐山美景（手机摄）
第二天（8月29日）夜幕低垂，林彪特意对我耳语道：“毛主席与我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特别强调，对于张春桥这位人物，还需给予两年的观察期。若其表现未能达到预期，届时便由你接替他的位置。”
一、林彪同志的报告系由我提议发起，这一举动对大会的议程产生了些许干扰。二、我在对林彪同志讲话的解读上出现了失误，犯下了错误。
紧握着这份提纲，我与李作鹏、邱会作展开了一段深入的交流。他们一致认同，言多必失，主张以简洁为上。因此，我的检讨文字仅以寥寥数百字勾勒而成。
按照既定的会前安排，自8月20日起，黄永胜便留在了北京，守卫着家门。尽管如此，我们仍每日与他保持山上山下的沟通。他身为“中央军委办事组”的负责人，而我作为他的副手，理应向他及时汇报各项情况。同时，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频繁与他保持紧密的通讯联系。
庐山美景（手机摄）
8月23日，我已经通过电话将林彪的讲话内容传达给了他。当时，黄永胜显得异常兴奋，他提议我与李作鹏、邱会作一同商讨，并委托“军委办事组”的秘书宋诚起草一份书面发言稿，以充分表达对林彪讲话的全力支持。稿件完成后，宋诚随即通过电话进行朗读，林彪本人也对稿件进行了若干修改。稿件修改定稿后，他下令立即发出。然而，我建议暂时推迟这一步骤。
电话沟通难以确保安全性，待您亲至山中，我们再行深入探讨。
8月27日的夜晚，我拨通了周总理的电话。按照既定的安排，我本应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返回北京，接替黄永胜前往山区。周总理的回答是：“这件事需要向毛主席请示。”两个小时后，周总理再次来电告知：“毛主席已经作出指示，吴法宪无需返回北京，黄永胜应立即上山，而李德生则需留守在北京。”据此，我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心理准备。
8月29日的午后，黄永胜搭乘航班抵达庐山。此次庐山的各项安排，均由周总理一手操持，我不得插手其间。黄永胜一上庐山，尚未与林彪见面，便被紧急召见至毛主席的面前。得知此事后，我、李作鹏、邱会作在完成我的检讨之后，三人便一同前往黄永胜的住处等候。我们推测，这次谈话可能与我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都急切地渴望尽快知晓毛主席与黄永胜交谈的细节。
数人于黄永胜的居所中耐心等候至深夜，直至他自毛主席那里归来。然而，他到家后却立刻拜访了林彪。无奈之下，我们只能继续等候，直至8月30日凌晨四时，黄永胜才终于归来。
“一方面军的干部与四方面军的干部相比，似乎显得稍显不足。四方面军的干部行事尤为谨慎，而一方面军的人员则显得有些自视甚高。”显而易见，黄永胜并未向我们全盘托出，或许是出于对我们会产生思想上的疑虑的担忧，我们也不便过分深究。
不久，叶群亦踏入会场。紧接着，我们共同商讨了数项原则：首先，各人需进行自我反省，不得相互牵连；其次，山上行动与山下情况应保持独立，反省内容不得涉及林彪与黄永胜；再者，对陈伯达和汪东兴不进行任何揭露，以保障他们的安全。我提出：“目前，周总理要求我进行反省。作为副组长，我理应承担责任，通过自我反省来保护林副主席。”此言一出，与会者纷纷表示赞同。
在8月30日的拂晓时分，我亲自将这份检讨书递交给周总理。他阅毕，脸上露出了一抹欣慰的笑意，紧接着说道：“这就足够了。关键在于你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上有所偏差，而你采用的表述方式则是恰当无误的！”
“吴法宪比不上陈伯达，陈伯达从未进行过反省，而吴法宪却已经反省了三次。”
纵然我对这番言论并不完全苟同，内心深处却有着这样的想法：我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行动，实乃秉承周总理的教诲，力图捍卫“副帅”的荣誉。此类关乎重大的事务，又岂能轻易让一个稚气未脱的孩童涉足其中，妄加干预？
撰写完我的检讨书后，该文件便转至周总理手中。周总理审阅完毕，康生随即展开了连番批评，称“吴法宪的检讨缺乏诚意”、“未能触及思想的核心”等，具体细节我已记不太清晰。鉴于此，我不得不重新着手撰写第二次检讨。在修订后的文稿中，我特别增补了几句：“未能充分开展调查研究，未能深入研习马列主义理论，未能全面掌握实际情况……”
然而，我的反思报告却再次被康生退回。我无奈地撰写了第三次检讨，但康生依旧不予认可。周总理适时插言：“他已经连续三次了。”总理的话语引起了康生的注意，他最终作出让步：“那就照此办理吧。”这才使得我的检讨得以顺利通过。检讨报告由周总理和康生共同签署，并印发至“全会”，同时还需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获得再次确认。
庐山牯岭别墅（手机摄）
与陈伯达这位自称的天才理论家共事已历三十载，其间鲜有默契之机。两度同往庐山，首遭他无故失踪。此次，他竟采取出其不意的策略，煽风点火，意图将庐山之局引向狂澜，乃至意图阻断地球的自转。我所言，不过是夸张其胸怀之阔大（而非野心膨胀）。就如同杞人忧天，我们不应效仿那杞国人般多虑。我和林彪同志均持相同看法，无论是对唯物论反映论的认同，还是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支持，无论是对英雄创造历史的信仰，还是对奴隶创造历史的认可，亦或是对知识先天固有的信念，或是后天习得的观念，我们都绝不应与陈伯达的谣言与诡辩同流合污。
品读《我的一点意见》之余，我心中不禁暗想：陈伯达的境遇恐怕已是摇摇欲坠！
8月31日午后三时，林彪在其寓所内紧急召集了黄永胜、我本人、李作鹏、邱会作以及汪东兴等同志举行会议。他向我们传达了重要指示：“今日午后，我前往毛主席处汇报工作，毛主席明确指出，陈伯达同志在全党乃至全国都享有极高的声誉。此次庐山会议的目标便是将他排除在外，为此，我特地先与各位通气，并已与陈伯达同志明确划清界限。毛主席还进一步指示，要求我首先召集各位，共同对陈伯达同志的问题进行批判和揭露。”
大约半个时辰过去，陈伯达步入了会场。林彪担任本次批判会议的主持人，他点名要求我们对陈伯达进行批判。尽管我们与陈伯达私交甚笃，但在这样的场合中对他进行指责，心中一时还真有些难以适应。会议室里，众人默不作声，一片沉寂笼罩了整个空间。
“今后请不要再与我有任何形式的交往。”我们一致回应：“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乃是一项常规工作。”然而，讨论的进程始终局限在这几句话中，难以有进一步的深入。会议的气氛变得沉闷，不到一个小时便匆匆收场。
当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预定时间召开。林彪同志担任了本次会议的主持人，周总理、康生同志亦出席，此外，庐山现场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各小组组长，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亦悉数与会。
众人汇聚一堂，林彪随即宣告会议正式开幕。本次会议的重中之重，便是针对陈伯达所犯错误的深入批判。康生首先发言，他明确指出陈伯达不过是一个伪马克思主义者，自诩为理论界的权威，实则不过是一名政治骗子。陈伯达煽动分裂，在庐山会议上，他公然挑战党中央的权威，大肆推行宗派主义，甚至加入了所谓的“军事俱乐部”，误导了众多工农干部。综合来看，陈伯达的罪行堆积如山，若非“现行反革命”这一重大罪名，其罪行已足以令人触目惊心。
在发言告一段落之后，便轮到了我进行自我批评。随着检讨书的内容被我一字一句地宣读完毕，我鲜明地指出，我与陈伯达之间应当划清界限。对于所谓的“语录”事件，我坦言系主动向陈伯达索要，因此，错误之责应完全由我承担，陈伯达无需对此负责。
话音刚落，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一众人物依次登台发言。彼时，他们情绪高涨，激情澎湃地挥动着手臂，对陈伯达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将他诬陷为“中央文革”的叛徒，指责他挑拨离间、散布谣言……他们言辞尖锐，无所不用其极地诽谤。在众多省市代表中，鲜有人站出来发声，只有王洪文等寥寥数人，跟随张春桥的步伐，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庐山会堂（手机摄）
会议的气氛热烈而紧张，我亲眼见证了周总理将一张纸条递给了林彪。林彪事后向我透露，那纸条承载着周总理对他期望对张春桥给予表扬的意愿。然而，林彪并未采纳周总理的建议，整个会议进程中未曾提及此事。会议持续了整整四个小时，直至午夜钟声敲响，方才落幕。在这期间，陈伯达受到了严厉的指责。
自那时起，陈伯达便被安置在庐山某处住所实施软禁，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的成员共同执行监管任务。自此，我们便分道扬镳，直至1981年我们一同站在审判席上，这才在法庭上再次相见，相隔已整整十一年。
自8月31日夜晚，随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圆满闭幕，全会立即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针对陈伯达的批判工作。
9月1日的拂晓，我如约参加了西南组的会议。会议的初衷是针对陈伯达进行批判，却出乎意料地转向了我。为了对这次针对我的批判进行严格监督，康生亲自莅临了西南组的会场。
陈伯达一度追随王明，而我与康生同志则始终站在反对王明的立场上。建国之际，我们曾向毛主席上书，提出对王明进行批判的建议。早在莫斯科时期，我们对王明便抱持着批判的态度。
曹轶欧话语刚歇，云南省委副书记周某以及外贸部部长李某等人士纷纷对我发起指责。我紧咬着牙关，默默承受，并未开口进行任何辩解。
庐山牯岭（手机摄）
会后，我迅速给叶群打了电话，说：“西南组现在正将批判焦点从陈伯达转向吴法宪。”叶群指示我：“务必保持镇定，我会将此事报告给周总理。”紧接着，周总理亲自回电询问：“情况究竟如何？”我简要汇报了西南组的最新动向，他思考了一下，然后说：“我下午会过来一趟。”
午后时分，周总理亲临西南组，亲自坐镇，亲自指导。康生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开始后，周总理倾听了片刻，随即指出：“你们的批判方向有所偏差，我们的目标是批判陈伯达，并未涉及吴法宪。‘语录’出自陈伯达之手，所以我们仍需集中火力批判陈伯达。”周总理的这一言论，使得会议的气氛顿时发生了变化。我对周总理在我面临困境时给予的保护，充满感激之情。
在西南阵营内部，朱德、聂荣臻这两位经验丰富的将领，以及李先念等几位资深同志，始终缄口不言，对我未曾有任何指责之词，即便是关于陈伯达的问题，也未再进一步展开讨论。陈伯达的问题讨论了两日之后，便陷入了沉寂。
9月2日黄昏时分，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常委会。会议落幕之后，林彪同志即刻返回住处，并随即下令叶群同志通知黄永胜、我本人、李作鹏以及邱会作同志，即刻一同前往黄永胜同志的居所，进行紧急会商。
“若需召开会议，康生自可担纲主持，我本人将不再介入。”面对这样的压力，康生沉默不语。
9月4日的拂晓时分，周总理亲切接见了我。在谈及筹备全会公报的相关工作时，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建议由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位同志共同参与此事，贵方则可由叶群同志和李作鹏同志代表出席。你本人无需亲自介入。”
“参与无妨。”
9月4日深夜，林彪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涵盖了国家计委提交的《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及中央军委提出的《加强战备工作报告》的审议。
9月5日，一场隆重的会议如期举行。黄永胜同志受中央军委之托，发表了题为《强化战备工作》的重要讲话；与此同时，李先念同志也代表国务院，就《国民经济计划》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讲解。
9月6日的拂晓时分，会议仍在紧张进行中，与会代表就以下几项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首先，宪法修正案草案顺利获得通过；其次，全体一致赞同提议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者，批准了关于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及制定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最后，通过了中央军委提交的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专项报告。
庐山芦林湖（手机拍摄）
“我劝诫在座的同志们，若具备阅读能力，不妨阅读一些哲学史、欧洲史的相关著作。这些著作对书籍和版本都有明确指引，若自己未曾阅读，便容易陷入误导和欺骗。”
毛泽东曾言：“若有人欲将庐山夷为平地，我坚信庐山不可被炸平，地球依旧自转不息。简言之，这一切不过是常态。即便庐山被炸平，我也决不屈服于你。你自诩代表人民？实则我十多年前就已不再担任此职。他们以为代表人民便是成为国家主席，可我十多年前就已卸任。如此看来，这十余年来我岂不是从未代表过人民？若有人欲自诩代表人民，那便去担当此任吧，我无意涉足。即便庐山被夷为平地，我也无意参与。你又能有何作为呢？”
最终，毛泽东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他指出：“忽视团结是不恰当的，缺乏团结也无法获得全党同仁的一致认可。团结的力量更强大，人多了自然更有利于事业。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过去有过争执，现在也可能会有，对此你能有何办法？我认为，这种情况下，仍应给予一定的容忍。毕竟，这样的人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味追求完美无瑕，就能感到舒心，安心入眠吗？我认为未必，届时恐怕又会分成两派，依旧会有纷争。总之，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都要努力团结大多数，这样事情才会更容易处理。”
随后，康生上台发表讲话，他着重阐述了四点观点：首先，马列主义作为普世适用的真理，我们必须深入学习，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几条“语录”的层面；其次，学习马列主义时，务必紧密联系实际；第三，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最后，我们要进行系统的学习，切勿只取所需，而忽视整体。
宣布审查陈伯达。
庐山会场（手机照）
“全会”落下帷幕的那一晚，林彪与叶群一同拜访了江青，其间的用意或许在于稍微放松身心，舒缓紧张的气氛。林彪向江青透露，此次他不再返回北京，而是直接前往北戴河静养……江青则关切地提醒林彪，要好好关心并保养自己的身体。
归途中，林彪再次派遣叶群陪同黄永胜、我、李作鹏和邱会作一同前往探望江青。这是我们第一次踏入江青的私人住所。她所居住的别墅，堪称庐山最奢华之地，曾为蒋介石的临时指挥所。别墅前的石阶巍峨高耸，攀登起来颇为艰辛，加之当时我们的心情都略显沉重，每一步都显得格外吃力。
步入厅堂，江青立刻收敛起往日的笑容，面容变得庄重严肃。在握手之际，她直言不讳地说：“若是你们听从了我的忠告，便不会遭遇这样的结局！若能早日采纳我的建议，便不会铸成大错。”
“在此事件中，我承认自身存在失误，谨向江青同志致以诚挚的歉意。”
江青指出：“此后，大家必须总结经验教训。犯错并无需惧怕，关键在于及时纠正。也许还需深入反思。未来，期待你们能更频繁地与我交流，怎样？”
本欲续陈数言，却不料黄永胜紧握我的臂膀，阻止了我的言语。于是，我们便在沉默中共同度过了一段时光，直至半小时后，我们才一同悄然离去。
在归途之中，黄永胜不禁感慨万分：“此刻再提何益，未来恐怕将遭遇重重磨难，不知还需反思多少回。”李作鹏亦悲观地预言：“自今往后，永无安宁之日，直至最终被推翻。”果不其然，李作鹏的预言竟成现实。
抵达寓所后，我的心中始终萦绕着那尚未确定的下山航班事宜。我立刻拨通了周总理的电话。总理以亲切的语气说道：“请代为转告胡萍——”在庐山会议期间，我肩负空军副参谋长的重任，全面负责统筹防空工作，并致力于保障会议所需物资的准时送达。即刻召唤，我将亲自主持部署事宜。”我说道，“胡萍只是担任副参谋长的职务，此案还是由王辉球来负责处理为佳。”（时任空军政委）、邝任农空军副司令员、民航局长他们肩负着这一重任，两位想必也颇为熟知。还请将他们留于庐山，由他们为您悉心安排一切。至于曾国华，亦望您一并予以关照。空军副司令九江机场指挥。
周总理对我提出的建议表示了赞同。电话交流结束之后，我迅速召集了王辉球、邝任农、曾国华三位同志，共同就如何利用飞机疏散下山人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我明确指派了各自的责任分工，并严格要求他们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行事。紧接着，他们三位分别前往九江和南昌的机场，负责现场的指挥调度工作。
下山的旅程与攀登的山路判若云泥。在攀登的过程中，周总理将全权委托于我，让我执掌航向。然而，一到下山的事宜，周总理便决然不再让我参与其中。
9月7日，依照周总理的指令，黄永胜、我本人、李作鹏以及邱会作四人同乘一架飞机返京。林彪与叶群已先行一步抵达，程世清亦亲临现场，为我们举行告别仪式。当时，我担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及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他担纲东道主的角色。我们登上了林彪的专属飞机，彼时，林彪与叶群的心情都颇为欢愉。在叶群的精心安排下，我们得以与林彪合影留念。叶群更是巧妙地穿插了几句幽默，使得照片中的每一个人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然而，后来在查阅相关资料时，竟有人将我们的合影解读为“意图进一步巩固反革命联盟，伺机发动反攻”。
告别了林彪与叶群，我们便与程世清共同定格了一张意义非凡的合影，此作为我们离别的永恒纪念。
舱内气氛紧张，我们几人的心情起伏不定。我忍不住抱怨道：“谁能料到，攀登的首日便遭遇了车祸。若那时便遭遇不幸，或许反倒是种解脱，免去了后续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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